作为20世纪中国画坛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人物，应野平集画家、诗人、教育家多重身份于一身。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建时，他以首批画师身份投身艺术创作与教育。
今年是应野平诞辰115周年，上海中国画院为其主办了“尽写河山万里情——应野平艺术展”。
记者在展厅专访了应野平之子、资深出版人应黎声。在他心中，父亲是谦谦君子，笔下却有千钧之力。
记者 陈俊珺
造化神奇到笔端
周末周刊：朱屺瞻先生曾用“气清、骨雅、神秀”来形容应野平的作品，您是如何理解您父亲的画风的？
应黎声：父亲早年学画时，并无师承，也不属于什么门派，而是以古代传统名迹作为自己学习的范本。他以学元四家为主，上至五代的董源、北宋的巨然和郭熙，下至明清的石涛和“四王”，均有涉猎。他悉心师古，大量地摹写，广泛地吸取，在早年就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根底。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师古人”转向“师造化”，在章法与形式上逐步摆脱了旧形式的束缚，增添了新趣。70岁后，他又开启了“衰年变法”，风格更为强烈，画幅酣畅舒卷。
苏东坡曾经说：“画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父亲在突破这“难”字上下了功夫。他曾在自己的画里题过绝句：“四上黄山觉画难，峰峦无定白云寒，何时领略天心意，造化神奇到笔端。”他一生都在登攀，将云烟变幻、神奇莫测的大千世界驱入笔底，既不被古人束缚，也不被自然束缚，化自然美为艺术美。
周末周刊：应野平曾有“应黄山”的美誉，他为何钟情于黄山？
应黎声：他曾经四上黄山，独创了“灰墨梯度晕染术”——以不同浓度的灰墨叠染，模拟云雾流动的厚度与光影。他在黄山题材上的突破，堪称20世纪中国画转型的坐标，既重构了传统山水的语言体系，又以独特视觉语法重释了黄山的精神内核。此次展览展出了他1972年上黄山时所画的《黄山写生册》，这本册页正反面共有24幅，每一幅都很精彩。
父亲酷爱写生，游遍名山大川。有时候他会直接用毛笔写生，一路走一路画，创作的速度很快，为此他还专门设计、制作了画板。回家后，他会跟我们讲写生路途上的趣事。比如，他为了看日出，凌晨3点就起床，披上棉大衣爬到山顶。
周末周刊：应野平先生笔下的大山大河既有细腻的笔触，又有动人的气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作品蓬勃着向上的力量。
应黎声：这次展览中的《千帆迎晓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从1958年起连续3年去舟山群岛体验生活，不畏风高浪急，坐着小船深入各个渔场写生。花鸟岛、黄龙岛、蚂蚁岛、嵊山岛、金塘岛……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被渔民的热情所感动，也被大海的宽阔所涤荡。
从舟山回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千帆迎晓日》，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千余艘帆船。他没有把传统的中国画符号化，而是吸收借鉴了西洋画法。这幅画后来参加了全国美术展览，并被上海美术馆收藏。
父亲的朋友圈
周末周刊：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应野平先生与许多至交好友的合影，他当年的朋友圈非常庞大？
应黎声：我父亲生前有许多朋友，和他较为亲近的是朱屺瞻先生和唐云先生。他与朱屺瞻一起去过黄山、雁荡山、井冈山等很多地方写生，也是朱先生“梅花草堂”的常客。
我父亲非常好客，母亲又烧得一手好菜，他们时常邀请好友来家中吃饭。我记得有一天，贺天健、唐云、孙雪泥、郑午昌等画家一起来到我们家。唐云先生性格非常豪爽，一口杭州口音，一进门就要喝酒。第二天，贺天健写了一幅字，记录昨夜畅怀相聚的情景。
每次有客人来，父亲都会让我们端上茶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陆小曼也常来我家，她是贺天健先生的学生，和我父亲的关系也很好。
周末周刊：您父亲与潘天寿先生也是至交？
应黎声：是的。我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当过宁海县的教育会长。潘天寿的父亲也是宁海人，也是秀才，所以我们两家可以说是世交。父亲曾经告诉我，他11岁那年，潘天寿来家中做客，那时他的画已经小有名气了。他见到案头有两张宣纸，拿起笔一气呵成绘就了两幅佳作，一幅是山水，一幅是花鸟，我父亲对他的才华非常钦佩。
潘天寿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父亲经常前去拜访，探讨艺术，因此他在创作风格上曾经受到潘天寿的影响。后来潘先生到杭州的浙江美院（中国美院前身）任教，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潘天寿曾邀请我父亲去浙江美院任教，不过我父亲当时已经在上海美专工作，不便去杭州，于是就推荐了陆俨少去浙江美院。
“三严”与“三用”
周末周刊：应野平先生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他有哪些独特的教学方法？
应黎声：父亲培养了李巾棠、周逸范、张继仙、谢春林、罗步臻、王劼音、张迪平等一批艺术家。他从不鼓励学生尽学自己，而是很重视启发他们的绘画个性。他一再强调：“似我者死，如果一味模仿我的艺术风格而不懂得创新，一定会进入死胡同，也一定会失败。”
他的学生都受其影响，但又有各自的风格。周逸范曾说：“应先生因人施教，我们几个师兄弟画风各异，如果开一个联合画展，一定有意思，这个功劳应该是应先生的。”
周末周刊：听说他的学生曾用“三严”来形容他的风格？
应黎声：是的，李巾棠用“三严”总结我父亲对他的教导：严格、严厉、严密。父亲要求他每次必须交6幅以上作业，并对其进行逐幅点评和分析。父亲时常讲：“画画笔路要正，中国画以笔墨取胜，一定要在笔墨上下功夫。”看到李巾棠急于学重彩，就告诉他：“线条画好了，墨会用了，上颜色也方便。”他始终强调“三用”，即用笔、用墨、用水。尤其是“用水”，柔软的毛笔在宣纸上会演化出无穷的艺术世界。
父亲的诗文功底很好，得知李巾棠喜欢作诗，常常为其讲解诗的结构，以及平仄声和韵脚。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中国画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必须“创新求出路”。李巾棠在创作时试着洒了一些盐和洗洁精以求肌理效果，同道们看了都说有新意。我父亲看后却沉默不语，用手敲敲桌子说：“侬本事大了！中国画还是要以笔墨取胜……”这匹“脱缰的马”就这样被拉了回来。
不变的红色情怀
周末周刊：这次展览中有一幅书法作品非常特别，这幅作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应黎声：我父亲在绘画之余，一直钻研书法，他认为，书法用笔对线条的表现力有所助益。他的书法以隶书见长，正楷、行草兼而有之。这次展出的行书《佘山杂诗》是他1960年所写。他在佘山上触景生情，想起了我的二叔朱学勉（原名应瑞贤）。1936年，他们兄弟二人曾一起登上佘山。
我父亲16岁那年来到上海的一家工厂当学徒，拜工艺书画匠严步云为师，学习在银盾上画画。他迷恋画画，把小画片、香烟壳子、包装纸上的画都画成画谱。他18岁开始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画展会的工作，并临摹任伯年的作品。二叔到上海后曾跟我父亲学画画，他非常有才气，还发表了一些抨击国民党的文章。有一天他告诉我父亲，自己想去延安。在我父亲等人的帮助下，他于1937年11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二叔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944年5月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当地百姓用自家的被子把他的遗体从战场上抱下来，并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缅怀他。
我父亲还有一个弟弟，也就是我的四叔，是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因此，我父亲对红色题材特别有感情。
周末周刊：应先生曾被誉为“中国南方派水墨山水画家第一人”，但他一生都非常谦逊低调。
应黎声：1988年，父亲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著名画家关山月为画展撰写前言：“应野平在山水画苑里已辛勤而卓著地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他幼承家学，一如酷爱江南绿山碧水般地酷爱传统山水画艺术，且巧妙地将造化和传统糅在一起而形成了自成家法的清新画风，这一画风苍润浑厚与峻爽明快兼而有之；气韵生动且意蕴深邃，加之朴素之书法，隽永之诗章，堪称集三绝于纸楮，筑新殿于旧垒。长期江南风情的吐纳孕育，使他的画具有典型的南方风格，水墨尤为精妙。”我想，这是对我父亲一生最好的总结和评价。
应野平（1910—1990）
又名野萍，浙江宁海人，中国当代著名山水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主要著作有《应野平画集》《应野平作品选集》《当代名家中国画全集——应野平》《应野平画辑》《应野平山水画辑》《应野平山水册》《应野平黄山写生册》等。
他以“不学古法、不成我法，不变古法、终非我法，神在能离、妙在能会”为创作宗旨，创作了一大批表现祖国红色江山及日新月异建设新貌的作品。日本画坛称他为“中国南方画派水墨山水画家第一人”，他在中国画坛则有“应黄山”“中国山水巨擘”之誉。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