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博普尔和孩子们在一起。作者供图
菲菲那个小生命带给我们全家近十一个月的欢乐，让我们能够爱一个有着闪闪发光微笑的小baby。她离开我们如同她的来临一样，安静、没有预告。沉默的出现、沉默的消失之间，她给周围所有生命增添了光彩和愉快，像一道带着美丽音乐的微光，偷偷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医学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叫作婴儿床死亡（Crib Death）。没有什么外来原因，只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生命里存在的一种现象。当时如何照顾一个可能已往生的小baby？我们到瑞士南部格劳宾登州山顶后的第一个早上，只能叫两个男孩出去寻找邻居请他们帮忙找大夫来救救我们的菲菲……
上帝啊，我在心里用最强烈的声音向天边最高处的云朵顶端喊着，大声地喊着，上帝啊，上帝您在不在啊！请放回我们的小菲菲，她这小小的一辈子让所有看到她的人特别地快乐。请带走我们的坏人，如Jimmy Hoffa（当时可怕的著名工会领袖），那种会伤害人的人，但求求您，请让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即使是个小小的baby——留下来继续释放她特殊的光芒，用温柔的心灵给这个痛苦的世界带来珍贵而温暖的爱。上帝，请倾听这个母亲的恳求……
后来，我们发现前晚进驻的山村是个罗马天主教地区。任何居民往生，其身体必须恭置于那边高高大大的哥特式教堂里一块石板上。菲菲小小的婴儿身体必须像一盆花一样地单独摆在那块冰冷的石头上三天三夜，之后才能处理——是奉献给神明吗？——就那样地躺在那块石板上。三天三夜。
我当时疯狂地坚持自己也躺在旁边抱着她那小肉体，为的是不让它越来越凉硬下来。我不愿意让菲菲孤独地躺在那黑暗冰冷的空间里。当地的神父说不行，父母必须回家，三天之后才能去取回尸体。但那是早已失掉曾经的活力和微笑的身体，那根本不是菲菲了。我们围着那个形状只剩物质的东西——和小菲菲毫无关系。我当时深深地体会到，菲菲不要它了，她离开它了。我也不要它了。那个肉体里没有菲菲。我其实想抱她，但无法再抱那个小尸体了，无法再热烈狂吻她那几磅冷冰、走样的肉体。它变得可笑，缺乏真实。那是1958年6月11日。小菲菲还没活到十一个月，就走了。
小菲菲出生前一年的1956年，我们在本宁顿庆祝了保罗六十岁的生日。当时，我满心认为六十岁是另外一种时间范畴——平常人难以想象的老人世界，另一种精神性领域。我从小就深深地记得中国人一直把六十岁当成一个极罕见的高龄区间。我隆重地准备了一个生日派对，请人来我们家里吃中国饺子，喝清酒。
生日前一周的每天下午，保罗在书房里工作时，我和他的两个儿子——比利（Billy）和丹尼（Danny），在厨房学习包饺子——擀开面团，切出一个一个面剂子，把葱、姜、盐、糖、酱油、酒调过味的猪肉馅儿一点一点地放进面皮里，把皮叠过来再从一边儿捏过去，这样把饺子包了起来。我们煮了最初包的十几个，蘸着酱油醋尝了尝。哇！还不错！从来没吃过中国饺子的孩子们都好开心，也很骄傲。我们忙活了一天，用大吃自己做的饺子来庆祝一番。第二天开始，我们做的饺子比较像饺子了，不会在滚水里破皮漏馅或从中间裂开，都比较“专业”了。我们就做出一打一打的饺子，放在柜子上让它们凉下来，之后藏在地下室的冷冻箱里，等到保罗生日那天客人来的时候，煮出来给他们吃。保罗1896年7月19日出生于瑞士巴塞尔一个著名音乐家的家庭里。他自己本来想专攻天文学作为职业，甚至已经成功地磨出了一个六英寸的望远镜镜片。但由于父亲太早过世，家里没人支持，而保罗的天文知识还没有他的音乐天分多，所以他只能继续父亲的职业，教授达尔克罗兹韵律学 (Dalcroze Eurhythmics) 来维持生活。这种创立于瑞士的富有创意的独特音乐教育方法，让身体随着音乐节奏感受音乐的律动、结构及其表达。
保罗为了带五个家人到欧洲休假半年，从本宁顿写信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Fiat公司订购了一部当时非常特殊却很便宜的车子，一台1957年的新Fiat 600 Multipla（菲亚特于1956年至1969年期间生产的一款多功能汽车）。这种新发明的度假车至少能坐六个人，载很多行李，还能爬山、行弯路，并且非常省油。整个暑假，我们都开着这辆车头垂直的小车子穿行于意大利、巴黎、瑞士山间，非常方便又好玩。
我们首先开到意大利南部生活简单便宜的小海岛萨利纳（Salina，我叫它“小盐巴”）上过日子。我的意大利语从八岁的记忆中逐渐恢复了，大家都开心地学习这种简单易说且富有音乐性的语言。
“小盐巴”当时是个蛮落后的小镇。有美丽的沙滩，几乎没有别的旅客，我们觉得在那里非常自在。当地人也欢迎我们，喜欢和我们聊天，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并且想象我们在国外的别样生活。他们那儿有很多关于美人鱼的故事，大家都会当真地慢慢讲述。
我们刚刚搬进去的那几天，一直忙着安顿下来。我带着12岁的弟弟小胖子小瑞（George），和保罗的大儿子比利出门逛街，让他们学习买当地的基本食物。我们租的房子不怎么漂亮——两层楼，两个卧房。厨房在楼下，出了门走下几步石梯就到了小镇的大马路，两边都有简单的铺子，卖衣料、刚烤好的新鲜面包、水果蔬菜、鸡蛋、肉类、烟草、报纸、咖啡；有为观光客准备的钓鱼工具，鱼网、鱼钩等东西；还有一些著名的美国汽水。
我让每个孩子背着背包装东西，自己手提着一个不是很坚固的购物袋，欧洲人买比较大件东西时喜欢用的那种购物网兜。一大早，我带着两个孩子下石梯到镇上买牛奶、面包、果酱等早餐。我看到非常漂亮的鸡蛋，买了一打请老板放到我那个购物网兜里。回家的路上，我发现一个鸡蛋从网子里溜了出来，噼呲一声摔在马路上，蛋液从碎裂的蛋壳流出，洒在坚硬的水泥路上，形成一幅奇特的画面，看起来蛮滑稽。两个男孩儿弯腰抱着肚子哈哈大笑，路上的行人都转过头来看我们，随即也跟着哈哈大笑。我好难为情，又因为被自己的愚蠢气到了，急着赶快回家，就吧嗒、吧嗒、吧嗒往小山坡冲上去，同时鸡蛋一个一个噼呲、噼呲、噼呲地从那网兜的洞中掉下来，摔到路上，把所有人都笑死了。只有我一个人，越来越恼怒，气得脸和脖子都变成羞愤的深红色。网兜里的鸡蛋继续掉下来。我假装没听到，终于来到家门口。网兜里只剩下三颗蛋了！我没说一句话，把它们藏在柜子里面，当时那儿还没有用冰箱，我们大家都学着当天买来当天吃。
回想那一天，的确非常滑稽，现在都笑得不行。但那时候，二十二岁的摩登家庭主妇，因为要照顾六十岁的丈夫和两个上小学的调皮男孩儿，拼命想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大人，把头发留长，辫成一个发髻紧紧地别在后颈上方，这让我看起来更像十几岁孩子的母亲一般——在路上带着比利和小瑞，让人家将我视为他们俩的妈妈——这个梦想大概没有太成功地实现过。
那个特殊的长假结束后，1958年8月底，保罗和我带着小瑞、比利以及终于学会走路的小菲利普回到美国本宁顿校园，也带回了小菲菲那张空空的小婴儿行旅床。小瑞和比利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保罗准备开始新学期，大家都回归以往的日常生活。我使劲地往前看，不敢回忆小菲菲的光影。就这样，在学院里继续绘画与捏陶，1959年生了金头发的小不点儿，1962年又生了个小娃娃——深咖啡色头发、不叫不哭的徐璧（Beatrice）。她那两个大眼睛盯着我们，一直安安静静地观察，上嘴唇紧紧地盖住下嘴唇，不发出任何声音，真是太奇怪了，和不停哭的金头发小姐姐那么不一样。那些日子的确充满了活力。
1963年，67岁的保罗从本宁顿学院退休，带着我们搬家到普林斯顿，再一次在那里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任教，他1940年代曾在该学院做过老师，之后才前往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教书。我送菲利普和莉杜比特到附近的幼儿园上学，将婴儿徐璧（Beatrice）安顿于一个学前班，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由五位母亲轮流管理，我非常高兴能去普林斯顿大学上几堂课，热切地浏览他们的目录。“中国研究”立即出现——在字母C（China）之下；中国研究的顶部又出现了A字母：(Art) 艺术这个词！
想象一下，我在同一页中找到中国和艺术课程时的欣喜若狂！在本宁顿学习了十三年，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意味着以中国方式来创造艺术，就立即拨打了相关电话，说明我要申请研究中国艺术。不久之后，年轻且衣冠楚楚的方闻教授来到我和保罗位于大学附近的家中，他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的身份找我交谈。我以成人研究生申请者的身份叙述我对中国的认知与渴望，由此产生了蛮特别的感觉。方闻教授很高兴有位成熟的市民来申请他的研究所，一位会说中国话、也能（稍微）阅读中国文言文的学生，这在当时的美国是蛮难得的。
喔，那么您是喜欢中国艺术吗？方闻教授问道。
是的，非常喜欢。我不知不觉地回答。
景观？
是的，非常非常地热爱。我说，以为他指的是我的最爱：在大自然中画画。
就这样，我被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所（Department of Art & Archaeology）录取为研究生。实际上，我当时完全缺乏研究生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研究背景，也没有分析性的学术经历。在本宁顿的岁月都是“一手”的创意发挥，从来没有“二手”分析研究他人的艺术作品，更何况阅读别人的著作或研究报告！
普林斯顿马昆德艺术与考古图书馆建于1908年，是美国最古老且最昂贵的艺术图书馆之一。资料图
直到9月学期开始，其他研究生到来，我才意识到研究生学习的都是早已去世的艺术家的作品，我们无法再与创作者直接交流思想……我们专注的都是“死人”的艺术！哇！好吓人！从本宁顿到普林斯顿的转变实在太激进了！从自己创作到只阅读他人的分析材料，进行那种研究、分析、讨论的“二手性”活动，缺乏创造的精髓……我发现时太晚了，我已报名并签到，被收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所两人小班中的一员。我那一班的另一位，理查德·斯坦利贝克（Richard Stanley-Baker），当时23 岁，来自英国，是多少已接触过日本艺术的牛津大学毕业生。只有我没有任何艺术史的经验：十三年驻本宁顿校园，拥有充分的表演艺术和表达艺术经验，但毫不熟悉任何历史，更何况分析！完全没有读过艺术史研究生的主要视觉材料或分析性著作。
原来理查德来到普林斯顿是因为特别想和著名的岛田修二郎教授（Prof. Shimada Shūjirō）学习日本艺术史。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问道：
我们这儿的中国艺术史和日本艺术史学科中，你当真想选择日本艺术史，是吗？
当心，理查德！二年级研究学长迪克·巴恩哈特（Dick Barnhart）警告新来的同学，五千年的中国自豪在俯视你！
实际上，我来这里正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特别提供日本艺术的专业研究。我更喜欢日本艺术。它富有诗意，充满表现力。他平静地说。
我震惊到极点。平常一想到日本或日本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日本步兵的形象和根深蒂固的仇恨。现在听到这位英俊的新生温柔地表达他对日本艺术的感情，我的身体开始发抖。我看着理查德，被他不寻常的眼光、他对日本文化深刻的体验以及温和的说服力所吸引。
当时方闻教授特地聘请了著名日本学者、京都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大学的岛田修二郎先生，作为教授来教我们，他在日本和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都享有盛誉。这一举措使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唯一在东亚文化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机构。那一学期，岛田教授每周举办的研讨会有四名研究生：两名新人——理查德和我，以及两名二年级的学长——美国的迪克·巴恩哈特（Dick Barnhart）和英国的约翰·海（John Hay）。后两位都已婚，住在已婚研究生家庭大院，单身的理查德住在离校园更近的大学部的一个男生宿舍。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查德开始体验到外国人在美国时时会感受到的生涩感，美国年轻人所关注和喜爱的事物格调急剧下滑，他们偏爱比较暴力的团队运动，但对文化领域似乎不那么感兴趣……理查德也慢慢地偏向麦迪逊街我家这边的欧洲氛围。那班同学们经常在研讨会后聚在我家一起吃晚饭。保罗大部分时间都在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度过，而我则把精力投入到普林斯顿艺术史这个充满挑战的新世界里——研究已故艺术家的作品。
我很快发现，清楚地证明赝品的存在需要大量地关注那些可怕的——但很少被注意的——事实。因为方闻教授也带着我们研究了考古学，大家很早就了解到，各个时期独特的精神反映了当时大众的关注点，成为每个时期不同的光环，具有将同一国家或文化的不同时期区分开来的特征。在此，侦探那种敏锐观察的学术能力变得很重要，并激发了我本来不屑于看“死人”作品的兴趣。
方闻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四十多年，并与汉学家牟复礼共同创建了美国第一个中国艺术与考古学博士项目，致力于将中国艺术史建设成现代学科。图为方闻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学生上中国艺术史与考古课程。资料图
我们在研究古代艺术家的特定作品中找出更多中国古典主义的描述，以及带有他们的签名或以他们的名字传承下来的作品。随着我们中文阅读能力的逐渐提升，至少对我来说，当我们发现一位12世纪作者形容同时代某位艺术家的文本，与我们通过幻灯片或照片看到的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并不吻合时，我们就必须思考：不吻合的作品可能并非出自这位被描述的艺术家。即，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赝品。
现在存世的极大部分“古代”画作都没有真正地相符。那些古代文本所暗示的活生生的大自然氛围会构成巨大的寂静，由于当时存在于世的人数比较少，似乎主要是大自然宏伟的回荡，地平线的遥不可及所营造出的那种微凉的感觉。但是，我们审视的图像，往往包含各种明显的细节，更多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类活动感，物质的嘈杂琐碎将观者带入一个迥然不同的拥挤活跃的世界。极少数与古代文本相匹配的画作还存世，它们呈现出更准确的、广阔的时代精神，是深不可测的。它们的存世率是如此不寻常或罕见，以至于没有西方的对应物。
在此得说明，古代历史中，西方绘画少见那么多伪造品，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图像被刻或被绘制在宗教、王室贵族建筑的墙壁上，没有使用搬得走的材料，而话题集中于表现权力。它们占据巨大的墙面，无法卷起来移走，那些蛋彩画或油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剥落而消失。只有用石头或玻璃制作的马赛克绘画作品才能被比较完好地保存，我们至今能在希腊、罗马或拉文纳（Ravenna）看到。
虽然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几个世纪，丝绸和纸张等易于移动和拆卸的织物在中国早已用于绘画和书法，但西方得等到文艺复兴时期，蛋彩画和油画的出现才引领西方在私人机构中使用大型麻画布。因此，收藏——以及随之而来的伪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西方得等到一千多年以后的十五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收藏，即建立收藏库，可以称之为一种有些贪婪或骄傲激发的努力，目的是将许多人非常渴望的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提供了人们可能渴望的独占鳌头的闪亮与瞩目，并成为社会上令人钦佩的对象——当然也变成了嫉妒的目标。
正是对他人意见和尊重的一种念想，往往会如此负面地煽动起我们的动机，暗示我们对自己的认可和满意一直是不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一直要知道——或者更糟糕的是，为什么我一直需要依赖——他人对我的意见呢？我的身体、情感或精神会受别人对我的看法影响吗？我们内心的那个洞到底是什么？像一条无尽的隧道，为何不断地寻找他人的声音，来反映自身呢？
社会地位、公众影响和外在形象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关注点，从而产生了许多奇怪的行为模式和公共活动，使得很多人浪费蛮多时间、精神和资源。我们应该停下来观察一下：我们的思想、言语或行为中，多少是特定环境促成的真实的“一手”行为，多少是出于打动他人的观念所引发的“二手”反应？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时间是在想象别人看着自己，而我们故意释放某些不真实的语言和行为，只是为了给旁观者留下某种我们期待的印象？又有多少是无意识的真实的自发行动，直接活出了我们真正的生命？
徐小虎
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