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前后，网吧在沈阳频繁冒头儿，而后遍地开花。在电子游戏更生动、精巧设计的吸引下，青少年的兴趣难免产生转移。新玩物取代旧爱好，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
游戏厅里的人渐渐少了，从前的热闹不再。徐大爷好像没什么办法，只是守着一亩三分地，一次次递出有些褪色的游戏币。他不是没想过关掉这家店，完后找点儿别的营生。毕竟，许多习惯了变动的东北人，早已有了“咋地还不能活下去”的生活信条。
在沈阳，联合路的位置不算偏。道路两旁商铺林立，售卖盒饭、零食、烤肉，路人可在此各取所需……乐意凑热闹的，不远处还有条步行街，从南到北，能走上很久。这附近，店家换了一茬又一茬，始终还在的，也就是那家游戏厅了。
游戏厅以道路名称命名。面积不大不小，100平米，水泥地面平整，烟蒂、瓜子皮散落其间，墙上糊满的报纸，已发黄干硬，翘起边角。最早，屋里有50台机器；现在好使的，剩下45台了。游戏机各安其位，中间两排专供客人玩《拳皇》，靠墙的机器则多些选择，《三国志》《西游释厄传》，但凡是叫得上名儿的街机游戏，里头全都有。
（图/作者拍摄）
来这里的人，男性为主，年龄相仿，大多是70、80后。他们神态与姿势极为相近，年轻那会儿，大概也是如此：目光在屏幕上紧锁，口中衔半截燃烧的香烟，手中紧握摇杆，推前推后，身体紧绷，不时摆动，直到整局结束，才彻底放松。
过道里，一位瘦削的老人戴着棒球帽，正熟练地巡场，来客都喜欢叫他大爷。“大爷，来瓶红牛呗！”“大爷，再要五块钱币子。”“大爷，整包红塔山。”听到动静，大爷有求必应，反应迅速，拎着微信收款码和商品走至跟前，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图/作者拍摄）
大爷姓徐，是游戏厅的拥有者，用时兴的话讲，他是这家复古娱乐厂牌的主理人。这是他在店里守着的第35个年头。原本，店是几个姐弟一起开的，眼见效益越来越差，合伙人陆续撤了股。
他没招儿，把老伴儿和儿子拉进来，一家人三班倒儿，经营这份“家族产业”。盛时，沈阳有几千家类似规模的游戏厅；现在，市区里唯独剩下他家了。徐大爷心里明镜儿似的，“能干就往前折腾，不能干就得黄，市场从来都是这样式儿的。”
徐大爷其实不怎么爱吱声。没人招呼他的时候，他就坐在木质的小吧台后，在手机上划拉，翻翻微信，看会儿直播。屋里的玩家，好像与他关联也不大。可实际上，什么人是“玩一玩就撤了”的，什么人是“来了二三十年，也不愿意离开”的，他比谁都清楚。
“风口”
开游戏厅前，徐大爷是化工厂工人。拥有体面工作的人，做起了自负盈亏的买卖，接下来似乎要讲一个与下岗相关的失落者故事。但徐大爷并不是那些固有的东北叙事里的主角。他对年轻时的自己挺满意：19岁下乡，21岁进厂，26岁结婚，27岁那年，他已是厂里带50多号人的“顶梁柱”。“业务能力强，跟领导处得也不错”，让他幸运地闪过了一次次浪潮。
转折发生在1990年。徐大爷的胃出了毛病，他办病休，在家里养身体。正是那段日子，他琢磨起新的生计。彼时，游戏厅方兴未艾，新型娱乐形式收获众多拥趸。家中亲戚见状，先他一步，进入这一行业。
听闻这个营生能赚不少钱，徐大爷心思愈加活络。没多久，他开了家小规模的游戏厅，以三四万块钱的积蓄，买来十几台游戏机，撑起了生意。亲戚所言不假，收益确实比“死工资”来得多。病假结束，徐大爷一边上班，一边雇人照看游戏厅。
（图/作者拍摄）
来厅里的，几乎都是中小学生，也偶有附近厂里上班的年轻人。一块钱五个币，他们玩得开心，徐大爷也跟着乐和。只是，偶尔会有家长登门，带走尚未完成家庭作业便跑来消遣的孩子。常发生的，还有血气方刚的少年间出现的抢币子事件。
这些场面，徐大爷见得多了，早不再“犯膈应”。让他困扰的，还是受雇者偷奸耍滑，“不讲究”。那人以“机器有毛病”为由，谎报游戏机吞币数量。面对营业额日渐减少的局面，徐大爷自觉吃亏，遂决定辞掉工作，将自己抛置到完全陌生的领域，亲自经营店面。在当时，主动走出舒适圈，需要不小的勇气。
1995年，沈阳市发布新政策，“小厅进大厅”。规定的核心内容，是取缔那些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厅，除此之外，该类娱乐场所的面积要在一百平方米以上，机器数量不少于五十台。徐大爷以此为契机，和几位亲戚合伙，扩张了店面，将游戏厅搬至现在的位置。虽然房屋租金每年3.2万元，但是刨去成本，进账数目依然可观。
（图/作者拍摄）
徐大爷赶上了风口。他也说不清是误打误撞，还是真有先见之明。反正他记得，那阵儿，年轻人的消遣方式有限，时兴的活动无非就是“三厅”（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他印象里，有好几年，自打早上开门，一直到后半夜，店里总是不乏玩家，游戏机从不闲着，熄灭屏幕，机盖是烫的。
作为主要经营者，他更爱看到玩家挤在中间两排，“《拳皇》撑死五分钟一盘，币子消耗得快。其他的游戏，要是碰上高手，一个币没准儿能撑俩小时，不合算。”这一考量并非是徐大爷精于算计，小肚鸡肠，而是有其时代的特殊性。那时的管理办法中，游戏厅一类文化娱乐场所只可以售卖游戏币，隔三差五还有专人检查。能卖烟卖水，允许其他创收途经存在，都是后来的事儿了。
因为客源稳定，徐大爷倒也不咋发愁，还在沈阳首创了《拳皇97》比赛。市内五个辖区的街机爱好者，大多汇聚于此。他们自比武林高手，顺理成章，联合路游戏厅成了华山论剑、一决高下之处，“不到8点，店里坐得满满当当，有人提前练习，为的就是多赢几场。”
比赛开始，参赛者沉浸其中，“欲与同龄人试比高”。他们手上比划，嘴里嘟囔，恨不能自己挥拳踢腿。观赛者也全情投入，地下没空位，索性开辟新的空间，爬至游戏机顶，望穿全局。游戏输赢，与徐大爷向来无关，他只负责提供游戏币，以及在一旁做个见证者，感受某种青春时期独有的纯粹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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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长时间，徐大爷有点儿抗拒比赛了。一来是“太闹了”，二来是他要为此付出更多心力。每回赛后，总要诞生赢家输家，胜者翘尾巴时嘲讽两句，败者又带着些许不忿。稍微一拱火，那又是另一场剑拔弩张的战役了。虽说游戏厅里打架的事儿常有，可徐大爷不愿见到事情发生在自家地界。
虽说平时他不爱言语，可一旦见到冲突的苗头，他准保第一时间前去阻拦。谁的走道儿姿势不对，谁的眼神来回乱飘，他都能精准捕捉。慢悠悠地谈起往事时，他没有什么波澜，只是淡淡地说，进了这个屋的，全是自个儿孩子。
夫妻店
孩子们日渐长大，该上班的上班，该升学的升学。这工夫，时代向前的进程也未停歇。千禧年前后，网吧在沈阳频繁冒头儿，而后遍地开花。在电子游戏更生动、精巧设计的吸引下，青少年的兴趣难免产生转移。新玩物取代旧爱好，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
游戏厅里的人渐渐少了，从前的热闹不再。徐大爷好像没什么办法，只是守着一亩三分地，一次次递出有些褪色的游戏币。他不是没想过关掉这家店，完后找点儿别的营生。毕竟，许多习惯了变动的东北人，早已有了“咋地还不能活下去”的生活信条。
实际情况是，他下不了那个狠心，“一旦改行，这些机器全是破铜烂铁，买的时候三四千一台，卖了可不是那个价了，搭进去的钱难收回来不说，你让这帮小子上哪儿玩去呢？”在他的记忆里，人没以前密集，可大浪淘沙，光顾的全剩下回头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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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附近KTV做酒水销售的青年，受一肚子气，过来打几局拳皇，多大的郁结都能解开；有挺长时间没活干的初代“全职儿女”，花不了几块钱，在这里挨过一整天；也有把这儿当怀旧宝藏小店的人，语气中带点炫耀，回溯过往的辉煌，似乎要向新处的对象证明些什么。
徐大爷挣扎了一段时日，倒不是因为看到这些人生百态，主要原因还是几个合伙人的撤出。“生意好时，咋地都行；走下坡路了，人该变得现实了”。房租涨到6万一年，每天的电费最少要花去200元，不用算账也知道，运营成本更高了。他清楚，自己啥也掌控不了，于是停在原地，等事情尘埃落定。亲戚们分完了账，又先他一步，与这一行业就此别过。
这家游戏厅完全属于他了。看着稍显落寞的徐大爷，妻子没说太多话，只是嘱咐他睡个好觉，醒了兴许能有更好的办法。第二天，她拎着钥匙，一早去了店里。她开门，扫地，拖地，擦机器，再挂着笑脸，迎接客人来打游戏。从那时起，游戏厅正式转为夫妻店。
上了岁数的这俩人，一个被叫大爷，一个被叫大娘。大娘能起早，撑起白班；大爷爱贪黑，便陪着那些来放松的孩子入夜。彼此相偕的眷侣，成了共同闯事业的伙伴。尽管俩人知道，这活计前途未卜，但他们有共识在先，“能开一天算一天，人想不了太远的事儿”。
屋外的变化依旧迅疾。只相隔一条马路的老游戏厅，已在城市改造中荡然无存，平房变了高楼。周围的眼镜厂等区域也仅在路牌上留下名字，不见了旧有的厂房踪迹。孩子们爱去的网吧里，电脑配置一天一个样儿，不断升级，有些还改头换面，挂上“网咖”的牌匾。
徐大爷和大娘也没闲着，“一批机器能用五六年，用完了我们就找地方淘弄，千儿百八的就能收一台”。十几年的时间，他们换了四代游戏机，铁皮的外壳在散架后，被更新成如今的塑料壳。
（图/作者拍摄）
其间，徐大爷学会了修理游戏机，“不是我多勤快，是真没多少人会捅咕这玩意儿了”。他的抽屉里，总是装着一些零散的螺帽，以应对按键失灵这类基础故障。黑屏算是最棘手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他先重启，要是依旧无法修复，再打开外壳，沿着线路的走向，逐一敲打，至于能不能修好，全凭运气。在他眼里，机器老了，就是该淘汰了，谁来了也救不了。
解忧柜台
“2000年后出生的人，大多没见过正经的街机，就算是看了，大概率也瞧不上这玩意儿”。徐大爷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进进出出游戏厅的人，岁数不算小了。他们探讨的话题，从父母下岗，到子女上学，再到如今，变成俄乌战争和本地民生新闻。
对年轻的群体而言，这些游戏机或许通向的是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可之于这些胡子拉碴、脸上挂着倦意的中年人来说，联合路游戏厅是“熟悉、得劲儿”的代名词。
（图/作者拍摄）
给出高度评价的人是虎哥，长相极其符合大众对部分东北人的刻板认知。鸵鸟蛋大的脸，额上戳了个美人尖儿，穿一件过膝的阿迪达斯羽绒服，让人不敢靠太近，生怕他问出一句“你瞅啥”。在他那里，烟是硬通货，一支能换取半个故事。
虎哥来厅里得有二十年了，要是给联合路游戏厅安装打卡机，他留下的出勤记录断然不会差。最早，他是初中生，整天挂记的，是他用的草雉京能不能打败同桌用的八神，以及自己到底能念哪所高中。后来，这俩问题只用操心前者了。他哪儿也没考上，提早进入社会大学，开大车，干装潢，结过婚，也离过。现在的他，在夜市出摊儿，卖烤大油边儿。
虎哥说，自己不多玩，一天十块二十块，也就够了，“没啥别的爱好，纯是解闷儿”。买币的时候，他和徐大爷敞开心扉，事无巨细地聊家常。兴许是这方面唠太多了，自己也嫌腻烦，虎哥在这天就开启了个新话题。
他吐槽起前一晚不识相的同龄人，“人家都扫地了，他还搁那儿打，一点眼力见儿没有”。说完，他又吐出几个新词儿，“商品经济社会，他一个人得占多少公共资源”。徐大爷的回答言简意赅，满打满算就是俩字：“哼”和“哈”。
见徐大爷兴致不高，虎哥又问及大娘的伤势。前些日子，大娘拾掇浴室时不慎摔倒，骨折后卧床休息。大爷分身乏术，把儿子叫来看店，他照顾大娘起居。大爷和虎哥聊了几句妻子的恢复状况，之后就被买游戏币的人叫走了。
类似的对话，每天都在狭小的柜台边发生。所聊内容，从无宏大叙事，尽是眼前最紧要的生活。这晚，晓亮阔别多日后再回厅里，与徐大爷寒暄。晓亮说，父亲“挎小筐”（脑血栓后遗症）了，于他而言，这是不小的麻烦。
晓亮硬着头皮请了事假，非但没有经济来源，还得为照顾父亲吃喝拉撒而耗费心血。身体上，他不嫌乏累，心里却不情不愿。他抱怨讲，父亲年轻时不顾家，整日混迹于酒局，从不管他。“喝了大半辈子酒，天天潇洒，临老了，成了子女最大的负担”。大爷叹口气，安慰几句，递出十个币子，又说“人还在就行，趁着这机会，你俩好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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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不向大爷诉苦， 单纯乐乐呵呵地谈近况的。 三儿就是这样。 赶上周末，他回丈人丈母娘家。 那里离联合路不远，他开着车，载着老婆孩子来此“团建”。 买币的时候，三儿没给大爷钱，他在这里能挂账。 大爷有个牛皮纸封皮的本子，写着熟客赊下 的账目。 谁欠游戏币钱，谁欠饮料钱，全部有记录。 大爷说，自己老了，如果不写下来，啥也记不住。
夜越来越深，流连于游戏厅的人更少了，屋里的温度慢慢降下，原本弥漫的烟气，在一次次开关门后变得稀薄。大爷如常一样，起身打扫残局，擦拭没人光顾的“老古董”们。拐角处，一个新来厅里的中年男人点开一款《蜡笔小新》的游戏。他不懂操作，半天也没能让游戏人物离开初始地。大爷不紧不慢，走至跟前，娴熟地推动摇杆，游戏主角这才向前迈步而去。
徐大爷拎起笤帚，拿好抹布，嘴里嘟囔，“卡在那了，动一动不就行了”。说完，他仰起下颏，瞅了瞅墙上的老式挂钟，打了个哈欠。他得抓紧了，妻子在家里等他。这些年从未变过的事，只剩下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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