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以数字金融助力消费信贷提质扩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专家谈)
张健华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国近期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严重侵犯各国正当权益,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在这一背景下,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大力提振消费,不仅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更好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抵御外部风险冲击。消费信贷作为连接金融服务与居民消费的重要桥梁,是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金融产品。数字金融具有广覆盖、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可以显著提升消费信贷的质量和覆盖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对于激发内需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中的多篇著作都对扩大消费、发展数字金融作出深刻论述。比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指出:“要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适应消费者和投资者需要进行金融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出:“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要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等等。深入学习《文选》,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助力消费信贷提质扩面,既是深刻把握金融工作人民性的具体体现,也是释放内需潜力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消费信贷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力量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围绕扩内需出台一系列针对性、组合性强的政策措施,推动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2024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继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5%,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2025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增速较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
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提升消费信贷可得性,推动消费信贷成为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今年以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印发,明确提出“强化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合理设置消费贷款额度、期限、利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协同发力,推动消费信贷需求增长。比如,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准、降息等手段释放长期流动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可贷资金规模,降低资金成本,使金融机构有更充裕的资金用于发放消费信贷,并以更优惠的利率提供给消费者;相关部门推出多项政策工具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定向支持消费信贷领域;财政部门通过财政贴息、发放消费券等方式,降低消费者的信贷成本和商户融资成本,刺激消费增长,并带动相关产业对消费信贷的需求。
同时需要认识到,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消费信贷的占比仍然相对较低,消费信贷增长空间较大。我国消费信贷市场发展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健全、信息公开透明度还不够,导致一些群体的消费信贷需求未充分释放;信贷产品标准化、同质化现象突出,难以匹配客户个性化、定制化需求;消费信贷服务成本高昂、风险管控难度较大;等等。这些问题制约着消费信贷市场进一步发展,需要借助新的工具手段为消费信贷提质扩面。
数字金融是消费信贷提质扩面的强大助推器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金融业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中指出:“金融机构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通过技术赋能与模式创新,数字金融不断突破传统信贷服务的时空限制,让信贷服务更加触手可及、普惠包容,推动消费信贷等金融服务实现从“被动供给”向“主动适配”深刻转变,有效提升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体验。
提高金融服务渗透率,扩大消费信贷覆盖面。在传统金融模式下,金融机构受限于物理网点和人工成本,难以全面及时获取消费者信息,导致偏远地区、小微企业与低收入群体等难以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能够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收集与分析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渗透率。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消费行为数据进行整合、挖掘,能够精准描绘出消费者信用画像;云计算为海量数据的存储与处理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确保信息分析高效与精准;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度学习和智能分析,自动识别潜在的风险点,为金融机构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通过这些技术的协同配合,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的信息壁垒,使金融机构可以更加全面深入了解消费者的真实情况,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让那些传统金融体系没有覆盖到的群体能够便捷、高效获取消费信贷服务。
提升信贷业务运行效率,降低信贷成本。借助智能风控、实时授信及场景化服务等,数字金融能够打破传统消费信贷“申请—审批—放款”的流程,优化消费信贷全流程,提高运行效率。贷前环节,通过整合消费者的多方面信息,数字金融可以快速精准完成信用评级,减少对线下网点和人工审批的依赖,同时通过对消费者信用评级与信贷额度进行有效匹配,能够防止出现超过其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过度借贷行为,由此降低风险成本。贷中阶段,数字金融通过实时数据交互,可以将传统信贷审批流程压缩为“即需即用”的即时服务,在消费者申请信贷后短时间内完成审批并放款,极大提升用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智能风控系统也会持续关注消费者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一旦发现异常情况,会立即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信贷安全。贷后阶段,智能催收系统能够实现催收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减少对消费者的干扰,确保催收的合规性,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丰富消费信贷嵌入场景,引导消费升级。消费场景让消费信贷更容易触达消费者。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化。金融机构依托数字金融可将信贷服务嵌入电商、旅游等各类消费场景,通过在手机APP上自建或嵌入消费金融场景,或者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实现金融供给与消费需求的高效匹配。这种“场景+金融”的方式既能够提升消费体验,让消费者以更便捷、更灵活的支付方式满足即时消费需求,也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掌握并匹配借款人的真实消费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信贷支持,还可以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加大对服务型与耐用品等大额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消费升级。
多措并举推动数字金融支撑消费信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中指出:“数字金融要把握机遇、重视安全。”在看到数字金融为消费信贷领域带来深刻变革,能够有效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仍然有需要改进优化的地方。比如,“数字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数字金融作用的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消费信贷场景的兼容性与扩展性较差,相对难以快速响应业务创新需求,同时技术更新迭代滞后风险、“算法黑箱”“数据孤岛”等问题也会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与决策的透明度;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面临挑战,监管政策法规更新速度滞后于金融创新步伐;等等。以数字金融助力消费信贷提质扩面,必须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多维度协同发力,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深布局推动消费信贷市场稳健前行。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信贷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此,要以更大力度推进网络基础设施、算力中心、数据要素市场等方面的建设,着力提升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覆盖广度与服务质量,缩小城乡数字金融发展差距。切实增强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数据泄露隐患等挑战的能力,筑牢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防线。数字支付应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功能和性能,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征信体系建设可引入更多市场力量参与,提升征信服务的覆盖面和准确性,为数字金融精准对接消费信贷需求、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激发内需市场活力创造良好条件。
坚持“科技向善”,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是数字金融助力消费信贷提质扩面的重要支撑,金融机构应继续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术对消费信贷业务流程进行全面改造,实现从客户申请、审批、放款到贷后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同时,要注意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坚持“科技向善”,建立伦理先行的技术治理体系,制定算法可解释性标准,主动披露信用评分模型的核心参数,避免算法歧视与“信息茧房”,确保信贷审批、风险评估等环节公平公正。
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确保数据安全。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确保消费信贷业务所涉及的数据质量可靠、来源合法、使用合规。加强数据安全管理,运用多种手段,防止数据泄露与滥用。严格遵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等各环节的安全标准和操作规范,加强对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公共数据与金融机构数据有序共享,打破数据壁垒,构建数据共享平台,提升数据的可用性和价值。
完善监管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以系统思维构建与数字金融发展相适配的现代监管框架,聚焦新业态发展趋势,及时出台前瞻性监管规则与政策,为数字金融赋能消费信贷筑牢法治根基,确保创新活力与合规发展同频共振。为此,可加快构建智能化、数字化监管平台,对消费信贷业务开展全流程实时监测、动态风险预警与穿透式监管,提升风险识别与处置的精准性、时效性。强化金融机构与平台主体责任,加大对违规放贷、数据泄露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长效机制,完善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优化投诉处理流程,畅通维权渠道,为数字金融赋能消费信贷营造良好环境,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深化场景融合,精准对接消费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是消费信贷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数字金融发挥优势的重要领域。为此,可依托数字技术积极拓展消费信贷应用场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覆盖多元消费领域的生态体系。在线上,加强数字金融与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等合作,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信贷服务;在线下,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商业深度融合,通过智能支付终端、移动金融应用等,为餐饮、零售、娱乐等行业提供场景化消费信贷解决方案。此外,还可鼓励金融机构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围绕供应链、产业链构建消费信贷生态,促进消费升级与产业发展协同共进,拓展消费信贷市场空间,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消费的能力与水平。(作者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原标题: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赋能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专家谈)
刘冲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中的多篇著作对此作出深刻阐释。比如,《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对健全多种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提出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指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不仅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二者“协奏”的目标,更明确了完善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的顶层设计。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策联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提供了根本遵循。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支柱,二者形成政策协同效应,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增强经济系统韧性,更能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与民生福祉改善的合力。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增强政策合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立足学习贯彻《文选》,深刻领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丰富内涵,持续优化二者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统筹财政资金精准施策、金融资源高效流动、科技资本赋能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经济发展新特征,传统政策模式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成为破解经济转型之困、应对外部冲击之险、满足民生保障之需的重要抓手。
经济结构转型呼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阶段。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制约了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新兴产业发展也面临发展资金约束、长期稳定支持不够、创新资源分散等挑战。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有高风险、长周期、正外部性特征,存在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显得尤为重要。加强二者的协同配合,构建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链,形成覆盖科技创新长周期、全链条的资金支持体系,推动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顺畅转化。这不仅是资源配置的优化,更是创新生态系统的重构。具体而言,财政政策可通过专项基金和税收激励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支持和风险补偿,货币政策可运用市场化工具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创新领域,促进创新要素的有效整合与高效配置,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护航。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加剧,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凸显;金融风险跨境传导压力增大,系统性风险隐患上升。这些外部挑战不仅影响实体经济运行,还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需要系统化的政策应对。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体现了宏观政策的系统思维。单一政策工具往往难以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多重目标,而政策组合则能在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政策效应相互抵消,从而提高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具体来看,财政政策可通过投资、激励等工具优化资源配置,稳定产业链;货币政策可通过流动性管理和汇率调节等工具缓和外部冲击,维护金融稳定。二者协同配合,形成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重防线,既保障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又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为维护经济体系安全注入稳定力量。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在诸多领域都有体现。比如,城乡、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差异,养老、医疗等重点领域资金需求量较大,等等。面对这些问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不仅能够为那些过去单纯依靠财政投入的领域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更能够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民生保障领域,进而实现资源高效配置。通过“政府保基本、市场提质量”的方式,财政政策可通过加强转移支付、优化支出结构等,有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货币政策可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等工具,激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不断拓展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提升服务质量。这是对传统补短板思路的创新,不仅关注资源投入的数量,更注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供给质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将静态的民生保障转变为动态的民生改善过程,构建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中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等出了事就来不及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新发展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调控节奏和基调的一致性,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障经济安全的关键屏障。二者协同配合,校准发力方向、织密防护网络,能够在风险防控中展现出显著制度优势,既强化了系统性风险的“防火墙”,也丰富了应急处置的“工具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全面提升风险监测与预警能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通过整合跨部门数据资源,能够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债务风险监测体系。例如,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等关键领域的系统性分析,形成科学的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这种协同能够实现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风险的动态监测和早期预警,显著提升风险识别的精准性和前瞻性,从而有效防止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危机,不仅增强了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也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稳定宏观环境。
有效实施差异化的风险处置方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在债务风险防控中展现出灵活性和针对性。对于流动性压力较大的领域,财政政策可通过转移支付、债券支持等方式提供必要的流动性缓解;国有金融机构可通过贷款期限调整、市场化债务重组等手段,帮助相关主体缓解短期偿债压力。对于财政金融风险交织的领域,政策协同可通过联合风险处置、统筹运用财政注资和金融稳定再贷款等多种工具,推动债务化解与经济转型同步进行。这种差异化的风险处置方式,体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在复杂风险管理中的独特优势,增强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逐步形成长效防控机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在债务风险防控中能够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强化预算约束和财政纪律,完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健全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风险评估机制,能够从源头上控制债务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加强风险管理,能够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高风险领域。二者协同配合,通过构建全链条的风险隔离防火墙,不仅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健康的投融资环境。
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面对突发性、冲击性风险事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能够展现出高效的应急响应能力。在风险事件发生时,财政政策通过注入长期稳定资金(如设立专项救助基金),能够为市场提供信心支持;货币政策通过多种工具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能够形成逆周期调节的合力。例如,在外部冲击或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能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政策组合拳稳定市场情绪,防止系统性风险蔓延。这种高效的应急处置能力,能够大大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
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着力点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健全体制机制,提升政策效能,构建系统高效、科学规范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以顶层设计筑牢协同的制度基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要充分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运行有效,但部门之间政策目标不够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需从顶层设计入手,强化统筹协调能力,保障政策目标统一、工具互补。同时,优化政策传导机制,畅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特别是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枢纽作用,将财政资金精准投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助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以工具创新提升协同效能。提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效能,重点在于创新工具方法,增强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具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一是强化财政支出与信贷投放的协同效应,借助优化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和信用增进等政策工具,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领域发展。二是积极探索建立专项债券与央行政策性工具的衔接机制,进一步深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改革,实现专项债券资金与央行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的有效联动,凝聚支持重大项目的资金合力。三是推进财政政策与资本市场互动,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推动绿色财政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协同深化。数字化转型是提升政策协同治理效能的重要着力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实现信息共享、风险预警和政策执行的全流程优化,不仅提升了政策执行效率,还增强了协同治理的精准性和灵活性。一方面,可建设大数据平台,整合相关政策信息资源,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可构建协同监管系统,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利用区块链技术提升财政资金分配透明度和使用效率,形成政策执行的闭环管理。(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本版文章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组稿、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辑)
往期回顾:
4月29日 人民日报理论聚焦: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4月28日 人民日报刊文: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4月25日 人民日报刊文: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青年运动时代主题的重要论述的逻辑内涵
4月24日 人民日报理论聚焦: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探索
4月23日 人民日报理论聚焦: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4月22日 美国滥施关税及中国反制措施的法理视角透析|坚持多边主义正道 捍卫国际贸易秩序
4月21日 人民日报理论聚焦:新形势下中国周边工作,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4月18日 人民日报刊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遵循
4月17日 人民日报刊文: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原理性贡献
4月16日 人民日报刊文:在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中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月15日 人民日报刊文: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原创性贡献
4月14日 人民日报刊文: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4月11日 人民日报刊文: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深化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认识
4月10日 人民日报刊文: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大国博弈的物质基础
4月9日 人民日报刊文: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实践品格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