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使楚时以此反驳楚王对齐人善盗的污蔑，指出了环境决定本质，橘树与枳子之别，实则取决于不同的气候、土壤等。这句话已超越当时的辩论语境，成为阐述环境对人、事、物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经典比喻，说明人的成长、性格、品行甚至能力，都会受到所处家庭、社会、文化、教育、制度等的深刻影响。
中华文化一走出去，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的种子移植到了异域土壤，也就成了外国人眼里的外来文化，也就出现了中华文化是否适应本土的“水土”等问题。要既保证中华文化的种胚不变，又允许和接受表达形式的本土演化，需动态调适文化共生环境，并借鉴“橘枳观”辩证理解和实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首先，中华文化走出去要选择适合自己生长的“水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精准识别中华文化元素与目标环境的适配性，避免生硬移植导致“文化枳变”。为此，就要深度调研拟传播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结构，与中华文化历史交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在此基础上明确拟传播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科学检测其与拟传播地的适应性，在确保“和而不同”、仁爱孝悌、天人合一等普适价值观原汁原味的前提下，精选最具有本土适应性的文化元素，一国一策，甚至一地一策，避免文化盆景化，一落地即与本土文化“共生根系”，一发芽就与本土植物和谐共生，融入本土不知不觉。
万事万物，生长有理，文化传播，也不能违背文化生长的生态学本质，而是要遵循文化落地后繁衍生息的基本生物学规律，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无论是借风传播，还是借鸟传播，不论是落地是沃土，还是砂渍，只要想生根发芽成长，都得先适应环境，然后尽力生长，适应不了，种子就没有成长的机会，胎死土中，无声无息。
其次，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允许并接受本土的选择与改造，既包括形态上的，也包括内涵上的。文化的本土适应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否则就难以生存。任何文化的内核都深深扎根于特定社会土壤，与当地的历史、风俗、价值观念盘根错节。强求淮北枳树结出淮南甜橘，实为违背生物生长自然规律。中国很多文化典籍、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走出去，曾一味追求准确传播，字句翻译虽力求精确，却因忽视当地审美与接受习惯而如泥牛入海。文化之“味”，恰恰在于其与本土情境的深度交融，以一种完全异于本土文化的陌生文化形象出现在异域，自我隔绝于本土文化环境，就实现不了文化交融，得不到本土接受和溶解，文化传播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文化传播，绝非简单的物理位移。文化走出去不是移植大树，而是传播种子。晏子的辩词，准确点明了环境对物种形态的塑造，也是一则穿越时空的文化传播隐喻，提醒我们，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宏大叙事中，若执着于追求原汁原味，而罔顾环境之变，则是固执于博物馆式传播，虽能满足于最初理想，实则传不出，虽传出也传不远，传播理想和实际效果就大相径庭，事与愿违。
第三，中华文化走出去要警惕“橘”变为“枳”。物种变异形态万千，但目的只有一个：生存。“橘枳”之喻揭示了文化传播中的核心困境：当文化元素脱离原生语境，可能产生“形式保留、实质异化”的变异，出现文化“表里分离”现象。这种变异具有双重性：良性变异，即变异后呈现为本源文化生命力的适应性进化，如佛教中国化，宋代点茶化为日本茶道；恶性变异，即变异后呈现为对本源文化的恶意断裂与扭曲，如中国“功夫文化”在西方语境中沦为暴力符号，中国“风水文化”异化为神秘主义。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尽量避免发生变异，更要拒绝恶性变异，科学区分创造性转化与本质性异化，警惕对中华文化的符号化消费、意识形态重构和技术性阉割，主动消解可能导致本质性变异的主客观元素，建立文化传播标准认证体系和动态修正机制，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土壤，构建动态平衡的文化和谐共生系统，从源头上杜绝恶性变异，发生恶性变异后能及时进行“二次编码”，尽快修复文化生态，在变异发生地构建文化共生系统。
警惕中华文化在“水土异也”的环境中从“橘”变异为“枳”，并不是反对中华文化之“橘”与异域文化之“枳”和睦共生。文化传播的至高境界，在于超越“淮南为橘，淮北必为枳”的简单二元对立，以自信开放心态拥抱文化多样性共生的生态智慧。全球文化生态园中，既要有淮南之橘的甘美，也应有淮北枳树的独特滋味，更需容纳那无数因“水土异也”而演化出的“橘”与“枳”的万千形态，让中华文化的种子与不同文化的种子都能实现跨本土传播落地，让不同文化的种子在不同土壤中都能发芽生长，让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园都是世界文化生态园，每一种文化因此都成为世界文化，人类智慧充分交汇，人类文明永动不竭，生生不息。这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理想，也是目标。
总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橘枳观”的本质，是在中华文化的全球流动中建立“可变的表达形式”与“不可撼动的核心元素”的辩证统一，在坚守中华文化本质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的全球化流动，“稳”中有“动”，“动”中有“稳”，因势利导，乘势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既超越“原教旨保护”，又杜绝“任其变异”；只有这样，中华文化精魂才不会固着于某些不变的符号外壳，而流动在精神内核与表达形式的微妙张力中，既以不变应万变，也以变应变，随形就势，随方就圆，无所不在，无所不成，在允许外在形式在“水土异也”之下发生适应性“变异”的同时，保持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不被篡改，使中华文化精神气韵在异域实现跨越时空的共鸣；只有这样，中华文化基因才会在流动中完成自我更新，而非被动变异。这种动态平衡的智慧，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写照。
来源：中国日报网